在空气治理成为举国任务之前，以“煤改气”为举措之一的能源结构调整，就已在发改委的工作清单上被推进了几年。只不过，曾经以节能减排为名，现在则以“气”之名。这意味着，之前数轮动员未能解决的能源、产业疑难杂症，又被治理大气继承下来。

  就空气污染治理这道必答题而言，京津冀中实力最强的北京招式最为“激进”，即彻底的城镇“无煤化”。底气不足的天津，则希望给燃煤留下空间。

  不过，无论“无煤”还是“减煤”，都以天然气供给情况为基础。2013年8月19日，全国环保厅局长会议上，北京市环保局局长陈添直言，“天然气的供应，是我们京津冀最期盼的政策”。

  北京市发改委的数据显示，2012年北京的高峰用气就已超过现有的陕京系统输气能力。北京“要继续争取能源局和中石油的支持”，还要通过增建地下储气库才能玩得转。

  在被要求加码减煤时，天津市环保局局长温武瑞最担心“断气”。天津曾经有过教训，小电厂关掉了，气供不上，大家怨声载道。

  相比于两位富邻居，河北产业结构调整压力更大，燃气电站建设也最缓慢。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周大地指出，“河北仅钢铁就搞了2亿吨，巨大的工业用能根本无法由燃气取代”。

  而最根本的问题，则是区域性的能源消费强度过高，围绕中心城市的所谓能源替代无法奏效。“根本是要削减煤炭总量，再增加天然气，否则煤炭不减、天然气再增，排放物反倒越减越多。”周大地说。

  河北的“为难”最真切的体现，是迄今一座燃气电站都没建成。

  不过，即便以目前最“政治正确”的空气治污为契机，天然气价格的老问题，依然是横亘在“煤改气”道路上的最大障碍。

  “赔本赚吆喝”困局待解

  即便是被河北看作“财大气粗”的北京，面对天然气价格和上网电价的双重压力，也不轻松。

  “压减燃煤是国务院的统一部署，成本分析、与燃煤电站的对比分析，我们和物价处合作都做过了，但煤改气之后，成本上升怎么解决，方案还没有出来。”王玉明所说的成本上升几乎不可避免。

  天然气发电厂的发电成本由三部分构成：总投资费用的折旧、燃料和运行维护。根据中国石油大学殷建平和张云凌的研究，燃料占燃气电站发电成本的55%到75%，远大于燃煤电站40%的燃料成本。燃料价格与发电成本的联动关系，导致天然气价格对发电企业异常敏感。

  “天然气价格没有改革，谁多供谁倒霉，不能赔本赚吆喝，根本的还是要增加供应、价格合理化。”周大地说。

  当然，一旦燃气成本上涨，消费末端的承受能力就会遭遇挑战。过去半年中，长春、苏州、天津等地酝酿天然气价格听证会，已引发轩然大波。

  “要干净的空气，还是便宜的能源，我们得权衡。”王玉明觉得，从国家大气污染治理的决心和力度来看，这个问题俨然已经有了答案。至于谁会为清洁的空气埋单，仍不得而知。